高伯龙(左二)在指导研究生曾淳(右一)、秦石乔(右二)、龙兴武(左一)(资料照片)通讯员 摄

高伯龙(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柯冠岩

　　2017年12月10日，长沙城南郊明阳山薄雾茫茫。穿着海军军装的熊峰胸前戴着一朵小白花，安静地站在铭德厅外的走廊上，眼前人来人往，不知道有多少人像他一样，专程从外地赶来送高伯龙院士最后一程。

　　12月6日，我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院士因病于长沙离世，享年89岁。高院士离世的消息立刻刷爆了“国防科大”人的朋友圈，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老一代学者的敬仰。

　　传奇的高伯龙，传奇的“208”

　　没有高伯龙，我国激光陀螺事业的发展可能还要推后十几年甚至更久。

　　导弹、飞机、舰船、陆用战车等各种作战平台有一个制约其精确打击、快速反应和精确控制的核心部件，叫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使这些作战平台在不依赖GPS、北斗系统的情况下自主完成导航、制导、定位、定向和姿态控制功能。如果没有高精度的惯性导航系统，现代作战平台和武器弹药就是有手无眼的瞎子，任你有一身力气也无法使用。

　　而惯性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其中的陀螺仪。激光陀螺，是陀螺仪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它几乎集成了科研工作者对陀螺仪的所有渴望：快速启动、全固态、抗冲击振动能力强、动态范围大、精度高、寿命长、可靠性好、动态误差小，并且能直接数字输出，非常方便与计算机相结合。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斯佩里公司首先实现了激光陀螺的原理样机，这引发了精确制导领域的一场革命，各国迅速跟进。我国有十几家单位也于那时投入力量，开展激光陀螺研究。然而，由于激光陀螺的研制涉及多项先进工艺技术，难度很大，世界各国除了美国以外，均未得到激光陀螺信号，最终，这十几家单位全部放弃了研制工作。

　　直到1971年，在国际上原理机和一些关键技术都取得重要进展以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指示，由“七机部”加紧对激光陀螺的研制。而“七机部”又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其所辖的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命令专门成立激光研究室开展相关研究。

　　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直到1975年47岁的高伯龙奉学校命令，离开钟爱的理论物理行当，进入激光陀螺研究的队伍，激光陀螺的研究才正式走上研制道路。

　　高伯龙是清华大学1951届物理系的毕业生。清华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物理专业的发源地。高伯龙在校期间,勤于读书钻研,学业优异,毕业时被评为该届物理系两名优秀学生之一(另一名优秀学生为周光召)。后来成为院士的杨士莪和何祚庥回忆起当年的老同学高伯龙，都用了“天才”这个词。杨士莪的评价直截了当：“高伯龙在我们班上水平是最高的，学得最好的，是一号种子。”何祚庥对当年高伯龙极强的业务能力记忆犹新，“他(高伯龙)的业务特别好。有一次考试，老师出了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做起来很费事。高伯龙用群论的方法，很简单就做出来了，很漂亮，物理概念非常之清楚。”“物理概念非常之清楚”贯穿了高伯龙60余年治学生涯，也是他成为中国“激光陀螺之父”的关键所在。

　　1975年，年近半百的高伯龙一面学习激光技术，一面研读国外文献，凭借其深厚的数理基础，当年就找到了激光陀螺研制的突破点：激光陀螺的出路在于极稳定光源和精密的加工工艺，尤其是光学薄膜的镀制。而要攻克腔片镀膜，首先必须研制出精确可靠的检测仪，没有检测仪就没法从客观上评估镀膜的好坏。

　　研制检测仪最大的困难是国产元器件精度达不到要求，高伯龙决定从根本原理上展开突破。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理论分析和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差动法”，该方法极大地突破了当时国产元器件的精度上限，利用该原理研制的“差动型透射率反射率测量仪”(DF透反仪)，完美解决了当时我国国产元器件精度偏低从而制约检测仪精度的问题。紧接着，高伯龙继续向激光陀螺研制发起冲锋。1978年，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原理样机，并在北京受到了钱学森专门接见。

　　1981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激光陀螺研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208”的成立。

　　“208”的全称是“激光陀螺研究室”，按照当时所在单位国防科技大学物理系(二系)编制序列算下来简称208室。喊着喊着，大家直呼“208”。“208”诞生规格之高，在国防科技大学历史上绝无仅有。1981年4月，钱学森专程从北京来长，向学校领导宣布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签署的关于“支持高伯龙的科研，为了给他工作条件，建议成立激光研究室”的批件。当年12月，学校负责人张文峰亲自主持了“激光陀螺研究室”成立大会，宣布由高伯龙担任研究室主任。

　　“208”的成立，使高伯龙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从事激光陀螺研制工作。

　　1984年，由“208”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性能样机通过国防科工委组织的专家鉴定，并在1985年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年，团队研制完成的准内腔式激光陀螺小型化工程样机交付有关单位使用。

　　1994年11月，团队研制的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了以王大珩院士为主席的专家组的鉴定。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4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同时参加鉴定的，还有他们研制的全内腔绿(黄、橙)光氦氖激光器，该项目国家曾组织多家单位联合攻关多年均未能取得突破。全内腔绿光氦氖激光器的研制成功，打破了美、德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1995年，67岁的高伯龙因年龄原因，卸任208研究室主任一职，但“208”的老师和学生，只要报出“208”的大名，立刻会得到同行仰慕和钦佩的目光，并打听高伯龙的故事。

　　1997年11月，高伯龙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对他在研制激光陀螺方面取得开创性成就的最好认可。

　　一生坎坷抗争的“东方之子”

　　当一名科学家在某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时，人们常常会用“矢志不渝”这个词，但高伯龙投身激光陀螺研究，并非他的个人意愿。

　　高伯龙的一生挚爱，是理论物理研究，而激光陀螺研制只能算是应用物理研究。在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前20年，因为对理论物理的一片执著以及率真直言的秉性，他曾历经磨难。

　　高伯龙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时成绩极其优秀，老师和同学都以为他会如愿“分配”继续读研，没想到，他被分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这个结果与他一直期望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术追求存在较大落差。1953年“哈军工”成立，1954年高伯龙被调入“哈军工”，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想调回“中科院”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据和高伯龙同期在“哈军工”工作的朱起鹤院士回忆：“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技进军，全国招研究生。高伯龙趁机报考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位搞理论物理的朱教授的研究生，结果考取了。学校知道后，想留下他，到北京找中科院说，不能让高伯龙报到。时任‘哈军工’校长的陈赓还亲自在家里请高伯龙吃了一顿饭，高伯龙没有走成。”

　　初到“哈军工”工作的数年间，高伯龙以自己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和出色的教学工作，赢得了领导和师生的赞誉。1970年“哈军工”主体迁至长沙，更名为长沙工学院，高伯龙随同前往并在学校基础物理教研室从事物理教学工作。1975年初全国高校下发通知，要求撤销基础课部，解散基础课教研室，基础课教员分派到各系。物理教研室撤销了，高伯龙被分到304教研室。历史在冥冥中给高伯龙预设了开创激光陀螺研制事业的机会，因为304教研室，正是为从事此项研究而专门组建。

　　从此，高伯龙终于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他凭借着坚韧的钻研精神和扎实深厚的数理基础，迅速成为全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1995年，已在激光陀螺研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高伯龙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回顾从理论物理研究转向激光陀螺研究的历程，他说：“理论物理知识是在大学里形成的。毕业后很多人劝我改一改研究方向，但我没有改。可以说在痛苦中坚持了20年。”他又说：“明明你生活在高山上，你却不想爬山而想学游泳，这必然引起主观跟客观的矛盾。一个人的志愿应该跟客观实际相符合，应该符合国家的需要，既然已经给我分到这个地方来了，需要我干这个工作，如果自己还想着另外一种工作，这就是苦恼的根源。”

　　晚年的高伯龙，重新回归理论物理之路。2008年，他在《科学时报》发表《对宇宙起源的一点看法》一文，对宇宙大爆炸这一天体物理中的重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2010年，82岁高龄的他写下一篇7000余字的论文《奇点质疑和反相对论的错误》，对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深入分析。

　　“208”的学生，是全校“最痛苦”的学生

　　“208”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是全校“最痛苦”的学生。因为高伯龙对学生要求极严，延期毕业是常有的事。秦石乔是高伯龙第一批毕业的博士生，他的博士学位，读了将近7年才拿到;同期毕业的博士生龙兴武，博士学位读了整整6年。但后来他们两人成就斐然，秦石乔后来当上了“国防科大”光电学院的院长;龙兴武成为国内激光陀螺镀膜工艺领域的专家，并于2001年获得了中国科协“求是奖”。

　　“208”里其他老师名下的学生，最害怕的是高伯龙当自己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熊峰依旧清晰地记得，论文汇报完毕，进入提问环节，高伯龙一上来就问：你这论文里的理论公式哪些是抄来的?哪些是你自己写的?熊峰如实回答前面一段是抄来的。高伯龙质问：既然是抄来的，为什么不在里面说清楚?首先是学术不端!答辩结束，高伯龙主张给熊峰打60分，经其他委员反复说情，才提到80分。但他依旧在论文评议书里将熊峰狠狠批评了一通。

　　高伯龙唯一一个按期毕业的学生是硕士生张斌，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氦氖激光器研制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这个课题难度大，学校另外一个系专门搞电的人都没做出来。张斌毕业后，一直留在“208”工作。高伯龙离世当天，张斌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边在电脑上翻老师的照片，一边号啕大哭，那痛彻心扉的声音穿过办公室大门在走廊里久久飘荡，哭碎了每一个人的心。

　　至勤至俭老院士，至纯至诚扫地翁

　　高伯龙院士离世后，“国防科大”人在朋友圈里纷纷追忆他的点点滴滴，其中被提到最多的，是他身着绿色老式作训服在校园里蹒跚独行的样子。这身绿色作训服跟了他30年，袖口磨破了还在穿，是他一生勤俭朴素的真实写照。直到今天，高伯龙家中的家具陈设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式，十分陈旧、简单。

　　高伯龙虽然因为敢言吃了不少苦头，但仍秉性不改。在人际交往、会议发言时绝不说客套话、假话、虚话。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认为别人的方案不行，就斩钉截铁地讲出来，时常搞得别人下不了台。他去洛阳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后发个唐三彩做纪念品，他退给组委会，认为不能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的东西。1995年暑假，“208”组织教职员工到张家界游玩，高伯龙认为这是不正之风，坚决不去。众人出发那天，硕士生刘金朝到教研室做实验，看着高伯龙自己拿着扫帚在搞卫生，赶紧跟他一起搞，一老一少两个人扫完了整个教研室。

　　高伯龙至纯的脾气让人觉得古怪，他至诚的秉性又让人钦佩不已。如果别人有困难找他，他尽量帮忙解决，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不藏着掖着，而是主动拿出来与同行共享。

　　1975年，高伯龙在突破了四频差动陀螺若干关键理论问题后，将研究心得整理成十几万字的《环形激光讲义》在全国公开发行，在这本册子里，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向全国同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发明DF透反仪后，高伯龙同样毫无保留地将其原理、技术向全国有关研究单位公开。多家单位前来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仿制出售，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2012年，时任光电学院光信息系协理员的王华撰文回忆，他因工作需要请高伯龙院士写一封推荐信，第二天刚上班，高院士就亲自把推荐信送上门来了，满满一大篇，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给完信，他转身就走了，留给王华一个永远也忘不了的背影。

　　至纯至强光依旧，世间已无高伯龙

　　追思会俭朴而庄重，人们挤满了整个大厅，许多人哭成了泪人。待众人散去后，高伯龙的夫人曾遂珍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起来，伏在灵柩上失声痛哭，怎么劝都不肯离去。她送的花圈摆在高伯龙院士灵柩的正前方，挽联上只写了一句话：谢谢你对我一生的呵护，该休息了老头子，安心去吧。自1962年8月，她经人介绍从南京远赴哈尔滨嫁给高伯龙算起，两个人相濡以沫度过了55个春秋。

　　来参加追思会的老人里,有不少面孔熊峰看起来眼熟,却想不起叫什么名字。1997年硕士毕业到今天，整整20年了。他从“208”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分到东海一个小岛上，从驱逐舰的副枪炮长干起，到雷声长，训练局参谋、处长、副局长，这一路，熊峰走得非常艰辛。但再怎么辛苦，他都没有想过转身撤退。他说，我们“208”出来的人，多少都秉承了一些高院士倔强又不服输的劲头。

　　如今，“208”已经从一个教研室发展为激光陀螺研究所。他们研制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和二频机械抖动激光陀螺两大系列的产品，型谱和精度均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在我国陆、海、空、天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1年至2017年，“国防科大”的激光陀螺事业发展了整整46年。至纯至强光依旧，然而，世间已无高伯龙。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啊，技术可以被超越，被淘汰，甚至被颠覆。唯独品德的力量催人奋进，历久弥新。

　　(文章参考了王晓军所著《至纯至强之光：高伯龙传》)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柯冠岩

编辑：曾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