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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试验田的袁隆平。
袁隆平。
袁隆平在稻田里。
红网时刻记者 王义正 长沙报道
我们一直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农耕文明育养的民族。
现实社会，我们对于“民以食为天”的敬畏感犹在，却无法挽留农耕文明的日渐式微，但他却让公众对农耕文化的最后一丝温情和认同得以保留。
他是中国殿堂级科学家。单位门口的大路乃至银河系的小行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有农民自发为他塑汉白玉雕像；尽管他本人再三强调不是熊猫，下至农民上自总理，都封他是“国宝”。
他的事迹上了小学生语文课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时至今日，袁隆平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中国稻田里的一介农民。“比较勤快，偶有收获而已。”
是科学家也是农民
常年在田间实验，与水稻一起光合作用让他皮肤黝黑；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脚要从泥泞里拔出数十次，体能消耗巨大，让他身材消瘦。因为黑黑瘦瘦的像个非洲人，所以他有个绰号“刚果布”。
有人觉得，这有失“大家气象”，但他却说“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底色”。
第一次前往美国，湖南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和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作为袁隆平的助手同行。陈一吾大腹便便，戴着眼镜，颇有学者风范。机场接机的美方代表威尔其表快步上前紧紧搂住陈一吾，又是贴脸、又是拥抱，口里不停地表达着对袁隆平的崇拜和敬意。
袁隆平从未离开过试验田，87岁还悄悄下田，为了继续保持能够试验的身体状况，抽了60多年的烟说戒就戒了。他的试验田似乎没有边界，走了一辈子也走不到尽头。
几十年如一日，面朝稻田背朝天。他跟所有侍候庄稼的中国老农一样，精心侍候着自己试验田里的稻禾；他也跟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盼望着丰收。
而他的丰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杂志第9-10期上，刊登了美国世界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撰写的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
文中提到，随着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人口急剧增长，耕地大量流失，粮食大量依赖进口，中国的人口对中国土地的压力将转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
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水稻矮化育种的成功，使得稻谷产量增加20%-30%，给水稻生产带来第一次突破性飞跃；三系杂交稻的问世又让稻谷产量在矮化育种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单产又增加20%；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发明，再使我国稻谷单产提高了10%-15%。
袁隆平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回答了某些不怀好意的提问。“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肩负着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我认为而且坚信，依靠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努力，我们能养活中国！”
为了中国人不再挨饿
“你们不晓得吃不饱饭的痛苦。”3年困难时期粮食珍贵，袁隆平也亲历了那段饥饿的时光。晚上梦见吃扣肉，醒了只能吃草根树皮。
彼时的袁隆平是安江农校的一名老师，也就是从那时起，他铁了心要解决粮食增产的问题，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刚开始是搞小麦，很快发现没前途。接着又实验红薯，感觉也没搞头。几番试错，转过头来研究水稻。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个从天而降的苹果砸中了牛顿，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摆在了袁隆平面前。
43岁这一年，袁隆平及助手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亩产量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这个中国自主产权的成果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
成功并非几个数字的变化那样抽象，每一次产量提升的背后，无不是袁隆平和其团队的咬牙坚持。
上世纪六十年代，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实验时，住的地方甚至不能被称之为房子，几块木板，屋顶上盖着稻草，刮风时透风，下雨时漏雨。从海南到长沙，往返一次需要七天七夜。一年到头，吃的肉都是从湖南老家带去的腊肉，从没吃过鲜肉。就是腊肉，也要精打细算，只有特殊的日子才有的吃。平时想吃，得大家举手表决。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袁隆平和他同事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孕育出了高产的杂交水稻。
时至今日，杂交水稻早已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餐桌上的格局，数以亿计的人因为这一伟大创造而受益。袁隆平也被世界公认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的两个梦
袁隆平早已功成名就，有人劝他“隐退”，也有人认为他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了，但他却始终不愿离开他的试验田。他说：“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一个新的高度在等。要是不跳，早晚落在后头。退一步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
袁隆平的两个梦，早已广为人知。新婚之夜的“禾下乘凉梦”通过多年的努力，基本实现。“身高”过两米，亩产超过800公斤的“巨型稻”已经问世。但他却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禾下乘凉梦”，“在90岁前能够实现亩产1200公斤，向党的一百岁生日献礼。”
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用中国的力量养活世界。这个梦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不谋而合。因为这个梦想，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将中国的杂交水稻带出了国门，美国、印度、菲律宾、缅甸、马达加斯加……中国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授粉挂穗，解决了当地的粮食问题，也一次次将中国的国际名片越擦越亮。
不过，推广杂交水稻，并不比研究杂交水稻轻松，甚至更难。
缅甸人信佛不杀生，所以水田里常有眼镜蛇。有一次袁隆平打开抽屉拿文件，冷不防从里面蹿出了8条小眼镜蛇。
东南亚是推广杂交水稻的重点区域，但那里地处热带，在雨林里必须随时与吸血的旱地蚂蟥作生死斗争。
为了使“热带先锋”水稻种子深入菲律宾腹地，袁隆平的学生因在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交错地带种植，被人数次持枪绑架，后得知是帮助当地解决吃饭问题的中国专家才放了一马。
从美国的大农场，到缅甸、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从印度的高原，到非洲的大草原，到处遍布着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传“稻”授业的足迹，最终也让这些地方飘溢着源自中国的芳香。
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伴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始终被袁隆平摆在首位。他时刻提醒自己，在国外自己代表的是中国。也曾告诫一位即将前往与中国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国家工作的学生：“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
第一次美国之行的欢迎晚宴上，晚宴主持人不知是刻意刁难还是出于热情，突发奇想让中国专家表演一个节目。袁隆平、陈一吾、杜慎余三人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杜慎余说自己只会背毛主席语录，陈一吾也五音不全，不知该如何是好。
袁隆平说，他游泳技术很好，可就算想表演游泳现场也没有游泳场地。
最后是陈一吾提醒，海南实验时，袁隆平时常拉小提琴让大家打发时间、缓解疲劳。那是袁隆平用安江农校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属于“自娱自乐”。
但已无别的选择，袁隆平从现场借了一把小提琴，硬着头皮上场。一首忧伤的早期美国电影插曲《Old Black Joe》从琴弦里缓缓流淌出来。一曲结束，现场的掌声、欢呼声顿时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在美国工作期间，美方开出的薪酬是3000美元一个月，4个月共计12000美元。那一年，是1980年，12000美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回到长沙，向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汇报完工作后，袁隆平就主动向组织上缴了这笔“巨款”。
1981年，在国际上已颇有名气的袁隆平受邀前往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对方在给袁隆平定薪酬标准时，觉得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薪酬水平应该不高，按照对中国的预估，再乘以两倍可能就会让中国人喜笑颜开了。
850美金一个月，在当时的国内确实算是“天价”。
但已经到美国走了一遭的袁隆平了解“行情”，一流的专家肯定不是这样，后来询问得知，850美金是实习研究生的薪酬水平。
袁隆平感受到了轻视，不止是对个人，甚至是对国家。而且，如果自己妥协，以后再来此的中国专家必定也会“吃亏”。袁隆平当即表示，薪酬级别太低，至少要加到高级研究人员的同等水平，否则就立刻回国。
对方没想到袁隆平的态度如此强硬，最后给他定了特别研究员的薪酬，1750美金一个月。
圆满完成研究课题回国后，袁隆平的国外薪酬自是上缴组织，他还是领着国内的工资外加20元每天的补贴，但在同领域的国际科研圈子里，中国专家“硬气”的名声不胫而走了。
袁隆平的学生方志辉有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袁隆平出现的意义不只是培育出了高产量的杂交水稻，而是拯救了华夏文明基础之一的水稻种植文化。
他举例说，稻和粟，同为华夏文明起源的基础，粟曾经在北方大面积种植，而现在却大幅减少了。“如果不是袁老师培育出了杂交水稻，高产量增加了水稻种植的吸引力，难保水稻不会面临小米同样的命运。”
如果没有袁隆平，没有杂交水稻，我们的餐桌上又会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无法假设。因为如果没有袁隆平，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和兴致在饥饿的状态下探讨如此缥缈的话题。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王义正
编辑：曾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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